郑永辉1，周雨然2
（1.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，福建 三明 365004；2.南昌师范学院文学与历史学院，江西 南昌 330032）
摘要：禽言诗创体于梅尧臣的《禽言四首》，苏轼称为“圣俞体”，为禽言正体。稍后胡仔出于个人喜好，将韩愈《游城南十六首·赠同游》归入禽言，实则与禽言正体存在不小差异，可视为禽言别体。苏轼、刘克庄、姚勉等人又别出禽言变体两种。在诗歌接受与传播过程中，禽言正体的接受度远超别体与变体。梅尧臣在创体时，根据禽言的自然音节特点，结合个人的诗歌创作经验，在句式和题旨选择汉乐府进行复古，追求的是通过自然音节进行天人之间的沟通，抒发个体的生命进程中的感悟。随着禽言诗的发展，音节特征被淡化，劝讽功能变为默认要求，又因禽言本身拟音的限制，这种诗体最终失去活力而没落。
关键词：禽言诗；辨体；梅尧臣；文体演变
中图分类号：I207.22
文献标识码：A
文章编号:1673-2103（2026）03-0050-08
收稿日期：2025-12-14
基金项目：2024年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教育教学研究改革课题（JXJG-24-23-15）；2025年度南昌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（SK2025035）
作者简介：郑永辉（1994—），男，讲师，博士，研究方向：明清文学与文献，E-mail:18950899347@163.com。
周雨然（1995—），女，讲师，硕士，研究方向：语文课程与教学、语文教师专业发展。
